李根清：仿林彪字体批文件
林彪说“都是例行公事”
“务必守口如瓶。”
即便我已从内勤职位上离职，林彪与叶群依旧如旧，依旧召唤我前去记录他们口授的内容。而我，依旧如昔，为他们抄写读书卡片。
踏入1967年，全国范围内的动乱已演变成无法驾驭的局面。日复一日，各类文件、电报、信件纷至沓来，既包括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又囊括了众多群众的来信以及五颜六色的红卫兵小报。我的职责不仅限于收发与登记，还需对中央内部传阅的文件以及一些关键文件进行内容摘要，并牢记其处理结果，以便林彪、叶群随时查阅。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批示的文件，必须迅速处理，准确传达，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
我的导师于运深，1950年投身军旅，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深造，调至林办之前，担任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的助理员，是保密档案领域的专家。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迅速掌握了业务要领。自他接手为林彪讲解文件的任务后，我便能够独立肩负起工作重担。那段时间，凭借着年轻力壮的身体，我每天七点多便开始工作，直至凌晨两三点钟才结束，常在睡梦中被卫兵唤醒，签收从中南海和国防部发来的文件。尽管几乎全天候投入工作，但疲惫之感却鲜少侵袭。
1967年三月某日，我在一份中央内部文件中发现，林彪的批示并非其本人亲笔，而是仿佛经过复写纸复制林彪字体后，按照痕迹临摹而成的。出于好奇，我私下向张云生询问：“张秘书，我觉得首长的批示似乎有描写的痕迹，是这样吗？”张云生淡然一笑，略显无奈地回应：“不必多问，照办就是。”
此后，此类情形接连发生，竟达十余次之多。终于有一天，我目睹了张云生正俯身于办公桌，细心地批改着文件。果不其然，他采用的是先用红色复写纸勾勒轮廓，再进行书写的技巧。他对我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轻声说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岁月磨砺，经验弥足珍贵。不久，张云生便将这项重任移交到了我的肩上。
“那就叫小李来处理吧。”
叶群见到我自内室走出，便不待我有所解释，即刻命张云生、于运深以及我一同前往林彪面前。
步入客厅门廊，尚未目睹林彪身影，叶群便大声喊道：“一O—，我让他们帮你批改几个字，这是你同意的吗？”
我们三人立于客厅门外，林彪随声附和道：“确实如此，我赞同，有何不妥？”
李根清代林彪批字文件
“无妨，你们好好休息吧。”叶群一边说着，一边引领我们沿原路折返。他边走边言道：“你们都听到了吧，这并非我所倡议。是首长批准的，若有任何意外，自是他一人承担，你们又何需担忧？”
待秘书宣读完文件内容，需将林彪口述的批示内容记录下来，并转告给我。随后，我将代林彪亲自在文件上书写批示。叶群最后强调：“本人对此事亦无法承担直接责任，还请各位做好详细记录。若有后续任何问题，一切责任将由首长承担。”
叶群离去的脚步声未远，内勤便前来通知我前往会见林彪。林彪见我步入室内，便示意我落座于他对面的沙发上，随即便开口对我说：“你也是知道的，我的身体状况不佳，每当拿起笔批阅文件，便感到紧张且不自主地冒汗。那些文件不过是日常的公事，我已批准，便由你代笔吧。”
或许是出于对林彪身体状况的体谅，又或许是畏惧于直面拒绝他，纵使我内心深处并不乐意接受这项任务，最终还是下意识地轻点头部，应允道：“好的。”
返至办公室，我详尽地记录下林彪的指示于张云生移交给我的登记簿中。此后，每逢林彪需要在文件上批示或签署姓名，便交由我代为处理。他的批示内容多集中于“请主席审阅”、“请主席批示”、“同意”、“完全同意”等寥寥数语，鲜有独立见解或建议。若能熟练掌握这些用语并模仿其风格，大致便能够胜任此项工作。
自1967年3月至1971年9月，历时四年有余，我代林彪签署的文件累计超过四百份，填满了整整两本登记簿。其中，绝大多数文件仅包含“呈主席阅”、“呈主席批示”、“同意”等寥寥数语。林彪的授意批语并未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叶群让我代笔的几份批语，我却至今记忆犹新。
向江青“致敬”
除毛泽东与周恩来之外，江青堪称最爱审阅中央传阅文件的佼佼者。她的批注常常显得础咄逼人，迫使人们必须作出回应。林彪对此不感兴趣，秘书们也普遍不愿上报。在秘书之间，一旦提及“难题”将至，便意味着江青又批阅了一份传阅文件。在处理江青的批件时，我也格外谨慎，与处理毛泽东、周恩来的文件保持一致，确保登记详尽准确，接到即行办理。
林彪对江青颇感不快，因此每当江青的批示传来，他便会连连摆手。因此，江青批示的文件大多由叶群负责处理。只有在叶群认为有必要让林彪知晓的情况下，秘书才会向他简要汇报，唯恐激起林彪的不悦。叶群常常面对江青的批件，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然而，她坚守一原则，那就是不率先发表意见，避免得罪江青。她总能巧妙地推诿责任，拐弯抹角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得以敷衍过去。
“江青不宜担任此职”，从而将江青的校长之梦彻底搁置。
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向来淡漠，因此叶群便擅自做出决断，代表林彪发表言论。这一点在林彪两次以“致敬”名义的批示中得以体现。
1968年3月的一个深夜，叶群返回毛家湾后，径直步入秘书的办公室，焦急地呼唤道：“李根清在哪里？李根清！”
我走近叶群，只见她从一摞文件中抽出两张密密麻麻写满文字的纸张，对我说：“过来，在这上面为首长批阅几个字。”
我未能辨识纸上的字迹，然而，我一眼便认出了那是陈伯达的笔迹。纸上还附有毛泽东那龙腾凤舞的批注，以及其他人那密不透风的细密字迹。
“批什么呢？”我问。
叶群提议道：“不妨就批‘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这一主题。”
“评价竟如此之高！”
叶群对我的言辞并未给予过多关注，她仅指着那两页纸对我说：“你不妨看看他们所写的，首长的批示较之陈伯达的，显然稍逊一筹。”
此时，我才细心审视那两张纸张上的字迹，方知竟是陈伯达亲笔致信毛泽东与林彪。信中内容涉及呈送蓝萍（亦即江青）所撰写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以供审阅，信中江青叙述了她与第三任丈夫唐纳之间的纠葛，并对当时的社会舆论表达了不满。信末落款处，除江青之外，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每一位成员均亲笔签名，其中部分人还留下了批注。陈伯达在信中对江青赞誉有加，称其早在三十年代“便堪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楷模。”毛泽东亦对此圈阅并留下批语：“我便是由此了解江青性格的。”见我已阅过此信，叶群说道：“这是碰头会全体成员的一致评价，每个人都已签名，主席亦已批示认可，首长的批示理应不低于陈伯达，你就放心写吧。”
内心深处，我并不愿将林彪与“革命家”一词相提并论，用以赞誉江青。于是，我转而说：“这四个字我未曾练习过，不知是否可请首长明天审阅批示。”我暗忖，若是林彪亲自批示，恐怕断不会留下如此字句。
叶群急切地催促道：“首长已经安歇，明日已来不及了，你得赶紧完成这项写作。我还需要带着它赶回会场。”
无奈之下，我接受了这个安排。叶群随我至办公室，见我于“林副主席”四字处圈点一番，遂顺笔勾勒一条线，题上“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喜滋滋地将陈伯达的信收入囊中。随后，她取出江青的公开信，轻声叮嘱我：“务必迅速，把这封信抄录下来，越快越好。”我察觉到叶群此举颇有深意，意在保留江青的“文字凭证”。于是我迅速将江青的公开信抄写完毕，叶群即刻将其收藏，旋即返回会场。
这正是叶群——她表面对江青亲昵有加，实则暗地里使坏。
历经半年时光，叶群再度指示林彪向江青表达敬意。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中，江青亲自负责对刘少奇及王光美的专案处理。1968年9月，专案组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呈报中央，江青在报告中激情洋溢地写道：“我义愤填膺！我深恶痛绝！务必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实为叛徒、内奸、工贼、特务、反革命五毒俱全之极，堪称最为阴险、凶狠、狡诈、毒辣的阶级敌人。”
林彪在秘书汇报完那份文件内容后，并未发表任何意见，仅以空中划过的圆圈示意，暗示了他的默许。
依照叶群的指令，未经她亲自审阅，文件不得擅自退回。除非得到她的首肯，林彪的任何言论均不具备效力。因此，此份文件亦需静待叶群的最终裁决。
“完全赞同，向出色指导专案并取得显著成就的江青同志致以崇高敬意！”
第八届十二中全会采纳了在江青的领导下所编制的关于刘少奇所谓“罪行”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错误地通过了将他“永久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所有职务”的决议。在此期间，林彪向制造这一冤案的始作俑者江青致以敬意，其行为亦被永远铭刻于历史之中。然而，必须明确指出，我替林彪所撰写的文件批语，仅有一句话而已。
“赠霍查同志”
1967年10月2日，林彪同志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及其代表团。待客人抵达后，郭连凯同志怀抱一摞《毛主席语录》急匆匆地找到我：“老根，有一项紧急任务，请速在这些语录本上亲笔批注，以便我们即刻将其呈送给贵宾。”
在那个时期，外交交往中流行向外国朋友赠送《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以及毛主席像章。
“既然外交部没有送，为何我们却要这么做？”我这样反问了一句。
郭连凯话语简洁而有力地说道：“这是主任特地交代要送达的，你赶紧着手撰写吧，我们的会面即将告一段落。”一边说着，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清晰地列出了霍查、谢胡、阿利亚、卡博、巴卢库等人的名字。
一串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名。
“请按照要求书写‘赠予霍查同志，林彪’，并依序逐一记录在名单之上。”
我对叶群此举颇有微词，便向郭连凯表示：“你难道不劝说他几句吗？这是送给外国友人的礼物，我替领导撰写这又算得了什么？”
郭连凯闻言，不禁发出一声“哈哈”的笑声，接着说道：“果不其然，主任的猜测精准无比。我亦是此意，主任却解释说，正是因为是送给外国人的，所以才让根清执笔。毕竟，外国人对于汉字是陌生的。”
无奈之下，我迅速拿起那支红油笔，从霍查的名字开始，一人一册，三下五除二便完成了批注。完成之后，我仔细审视了一番，除了“林彪”、“同志”这四个字与林彪的字体略有相似之外，其余的批注无一不显露出“李体”的独特风格。郭连凯毫不迟疑，接过批注后，如风一般离去。事后，他对几位秘书感慨道：“老根的书法真是了得，字迹竟能流传至海外。”
请呈主席批示（经政治局讨论）。
1969年8月9日，江青致信林彪，就当前的文艺工作及样板戏的推广问题进行探讨。她在信中恳请林彪将她的意见以及她与姚文元共同编纂的两个重要材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发。信中附载的两个材料分别为《批注》鲁迅的《答徐懋庸》等文以及《评注》周扬有关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言论。江青在信中强调，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已洞悉周扬并非一位真正的革命者。
周扬，与夏衍、田汉、阳翰笙四人，早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便被冠以“四条汉子”的称号，遭受批判与诽谤。三年之后，江青与姚文元再次以“批”、“评”为名，试图引发一场针对周扬有关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观点的批判风潮。然而，其真正意图并非针对周扬，而是指向林彪。
1968年10月26日，林彪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中发表了一场冗长的演说。在阐述毛泽东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地位时，林彪援引了三场全球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革命：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古典文化、以意大利为先锋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他将这些历史事件与毛泽东亲自发起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对比，宣称前者乃“小巫见大巫”，而后者则是“大巫”。林彪进一步指出，前三次文化革命的规模与深刻性均远远不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林彪此番言论，原意是为毛泽东颂扬，却不料触怒了江青。她在林彪的讲话稿上批注数语，并寄予林彪，令其审阅后转呈毛泽东。此外，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更是毫不掩饰地宣称，林彪将文化大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此举实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贬低，且暴露出其在理论上的不成熟。
江青的言论迅速传至林彪耳中，林彪勃然大怒，斥责江青：“她算个什么东西！”
江青公然出示影射林彪讲话的资料，并责令林彪亲自批转全国，这显然是在向林彪施压，试图彰显自己作为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坚定捍卫者的地位。
叶群手捧这堆文件，感觉就像握着一块滚烫的芋头。面对江青，她既不敢正面冲突，又不知如何是好。她对秘书抱怨道：“这可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啊！有没有人能去和首长说明一下？十一楼刚刚叮嘱我务必争取首长的支持，可首长因为那句话至今心情不佳，怎么可能轻易批准她的请求呢？我真怕首长会直接拒绝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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